包袱
我痛，故我在。淚流披面，通徹心脾。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是大部分香港人目睹及見證之事。忠良被朝廷遺棄以至殘殺，王朝時代斑斑可見，然則殘殺之後，幸存者仍受迫害，不得昭雪，國史無所記載，學子一無所知，如此暴政，古之所前無。
思想改造乃現代暴政
現 代暴政比起王朝暴政，更為深刻。秦朝宰相趙高有指鹿為馬之事，載《史記．秦始皇本紀》。趙高持鹿獻於秦二世，說是「馬」。二世笑道：「丞相你搞什麼鬼？指 着鹿說是馬。」便問群臣，有順從趙高說是馬的，也有說是鹿的。趙高之意，在於震懾群臣，服從謊言，不得異議，然則包括趙高在內，並無混淆事實，彼此都知道 鹿是鹿、馬是馬，趙高也自知說的是謊言，他不是真的要群臣相信鹿是馬，而是要曲意逢迎，承認所見的鹿是馬。趙高要的，是當下測試群臣，目睹群臣敢怒而不敢 言的快感。他是要群臣各自在心裏保留己見的，他並無事前游說，也不事後灌輸，不服者遭受的是殺戮而不是教育改造。若大家都受了洗腦，信服鹿是馬，趙高反而 不悅，他要的，只是在某時某刻，逞英雄、施淫威而已。他並非要群臣真心信服一套解釋事理的政治見解——意識形態。現代暴政要求的，遠比趙高要高。現代暴政 要的是自欺欺人，要改造人民思想，彼此信假為真，以便維持階級剝削，不論是香港政府宣傳的「自由經濟」，抑或是大陸共黨灌輸的「和諧穩定」，都是依靠思想 改造的暴政。港英做得巧，中共和港共做得拙。
由於六四是影響香港人心靈的大事，北京的中共、香港的土共乃至一些政治投機的和事佬，不時都勸香港人放下六四的「包袱」。包袱一詞，被中共和土共用得久了，有了貶義，是精神負累、思想障礙之意，要完成思想改造，成為與共黨同路的新人物，必須卸去自己的舊包袱，輕身上陣。
昔時，要動身遠行，必須要預備包袱，打點行裝，行得倦了，到了客店，打開包袱，裏面是衣物、水囊、乾糧、碗筷、蠟燭、火鐮、針線、錢財、書信、賬本之類。假如六四是包袱，裏面裝的就是良知、智慧與勇敢，是支持香港人共同遠行的精神資糧。包袱好得很，怎會是壞東西？
詞義的鬥爭
包 袱，古語叫「行裝」，唐人岑參〈送懷州吳別駕詩〉云：「春流飲去馬，暮雨溼行裝。」包袱是清朝興起的北方詞。袱是用來包裹、覆蓋衣物的方形布塊。用布包起 衣服等物，以備出行，謂之包袱。此詞見於《紅樓夢》，如第四十二回言：「這包袱裏是兩疋紬子，年下做件衣裳穿。」引申之義，內裝紙錢等物，在佛前或墳前焚 化的紙包，也叫「包袱」，香港人則叫「衣紙包」、「金銀包」之類。《紅樓夢》第五十八回謂：「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包袱在相聲再引 申，是包裹笑料、故作曲折之意，經過細密組織、鋪墊，最後爆發，引來哄堂大笑，也叫包袱。這是共產中國之前的包袱之義。
共產中國繼承了現代 政府的法西斯政術，要敵對者用懺悔（confession）的方法，向指導幹部述說自己的所作所思，反覆筆錄及誦讀，自行批判舊有的信仰及價值觀，以便輸 入新的意識形態。這是源自西洋基督教的「告解」術；共黨之所以排斥宗教，就因為自身用了不少宗教之術。
中共除了軍警、黨組織及特務系統之 外，還靠語言統治。坦白交代、自我批評、放下思想包袱、竹筒倒豆子、統一思想、深挖思想根源、觸及靈魂深處……，此乃共產中國的思想改造術語。即使當年的 所謂自由人士，如費孝通，也寫下今日讀來觸目驚心的「包袱論」：「因為思想是可以改造的，主觀上是可以努力的。如果能不斷的自我批評，把這些思想從包袱裏 抖出來，見見太陽，暴露暴露，就有可能把它消除了。如果緊緊的藏在包袱裏，那就危險了。這樣是個定期的炸彈，不掘出來是要毀滅自己，也要害人的……確立為 人民服務的觀點才是丟掉一切阻礙進步的包袱的唯一道路。」（〈進步的包袱〉，《進步日報》，1950年6月24日）這是用作政治奴役的心理分析術 （psychoanalysis）。古代皇帝只要行刑，不苛求敵人認罪，有時甚至容許敵人在伏法之前，當眾呼冤。中共在殺人之前，要迫使敵人認罪，認的除 了刑律罪名之外，還要招認政治罪、思想罪和心理罪，並且向群眾和親族屢屢述說其罪行。中共要的，不只是身體臣服，而是思想臣服、靈魂臣服。因此，動用宣傳 機器，行其洗腦之術，乃中共統治之要旨。向香港輸出共產中文，用共產術語荼毒香港人，也是治港之要旨。
語文解毒
回 歸之後，土共不斷灌輸「鎮壓有益」論、「六四包袱」論。中共鎮壓民運有益，換來二十年繁榮之說，犯了簡單的邏輯謬誤：乙事在甲事之後，並不意味乙事由甲事 而致，邏輯學稱此謬誤為「後此」謬誤，拉丁文為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after this, 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英文翻譯為 false cause、coincidental correlation或 correlation not causation，乃邏輯推理之入門知識。血腥鎮壓之後，經歷幾年跌蕩，大陸重回繁榮，是因為頗多巧合因素：當時世界信貸膨脹，歐美消費旺盛，國際熱錢 四處流動，中共管制民權，堅守以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推動經濟的既定國策，便利了全球化的投資與剝削，以極高的效率驅策工農服侍國內外的奴隸主，持續以超低廉的價格向世界傾銷貨物，營 造高增長、低通脹的詭異格局，中國經濟增長的氣勢即使被六四鎮壓打斷，也很快恢復過來。這是即使鎮壓也無礙繁榮（in spite of suppression）而不是因鎮壓而繁榮（because of suppression） 的簡單道理。然而，鎮壓六四而掩蓋民眾的訴求，使大陸政治改革中斷，新聞監督及言論自由無從做起，令官商勾結、貪污腐化更為熾烈，放縱企業侵犯民權、土地 和污染環境，也令社會正氣失落，道德沉淪。鎮壓遺害之深，可謂禍國殃民，萬劫不復。
鎮壓有益論之謬誤，不難揭穿。六四包袱論，則潛移默化，連民主派也中招。董建華面對六四質疑，便苦勸香港人，要放下「六四包袱」。三年前，公民黨主席關信基在公民黨成立之時，意氣風發，放言「港人應放下六四包袱」。雖是善意投機，卻是貽笑天下。
我們不單要駁斥六四是香港的政治包袱之謬論，更要漠視中共賦予「包袱」一詞的貶義。包袱是好東西，藏的是遠行必需品。包袱是資糧，不是負累。正因為六四是包袱，正義的香港人要不斷檢查包袱，補充損耗，更新內容，薪火相傳，拒絕忘記，以壯大隊伍，裝備國人共同的精神遠行。
駱駝精神
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以駱駝、獅子與嬰兒比喻人生的自由歷程。甘於背起歷史的包袱，承擔責任，作社會付託自己之事，是為駱駝。拆開包袱，破解歷史，作自己要作之事，重獲自主，是為獅子。自我創造，復歸於無，是為嬰兒。
拋棄包袱，言之尚早；背負包袱，乃自由的第一步。尼采尊稱駱駝為「沙漠之王」：「一切最艱巨的東西都要由堅忍負重的精神承擔起來：猶如駱駝，負重奔向沙漠。」六四屠殺之後，中共政壇蕭索，政治改革猶如一片荒漠，連帶香港的民主進程也是荊棘滿途，更需駱駝的堅韌精神來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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