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BALL 筆記簿

October 28, 2009

張五常 – 歐風歐雨話當年──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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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7日

歐風歐雨話當年──代序

關兄愚謙來信,要求我為他的新書——《歐風歐雨》,遊記也——寫個序言,卻之當然不恭了。他可不知道我是個不喜歡遊覽的人!天下間不喜歡遊覽的可能只我一個,說來恐怕話長了。

簡 略地說幾句吧。我六歲開始逃難,九歲在佛山寄宿,十二歲回港後東住一下西住一下,二十一歲赴北美後還是居無定所,要到三十三歲才在西雅圖安定下來。我於是 怕搬,怕走,可以十多天足不出戶。在家中我既不讀書,也不看電視。做什麼呢?行來行去,想看些什麼。房子要大的,窗外要有可觀之景,其他一律無所謂。

遊覽遊覽,覽些什麼?

愚 謙兄比我年長幾歲,說風談浪,他生長的時代不會比我的安寧。事實上,他寫自己的生平以《浪》為題,也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讀《浪》,知道他少小時的奔走 沒有我那麼多,但遇到的風浪卻比我的大。我想,一個從小走得多的人長大後不喜歡遊,但慣於驚濤駭浪的,年長後則喜歡多遊一下。遊覽可以一舒胸懷,是中國騷 人雅士的傳統了。

自 己不喜歡遊,但還是到過歐洲三次:一次是學術會議,一次是替科斯在瑞典講話,最後一次真的為遊覽而去。後者是帶着孩子們去見識一下,而自己作為一個準導遊 的本錢,是在洛杉磯加大唸書時,作過短暫的歐洲藝術史的助理教員。恨不得當時愚謙兄已經出版了《歐風歐雨》這本書,能讓我讀後才去。今天,神州大地的炎黃 子孫有點錢,聽說到了歐洲受到禮待,先敬羅衣後敬人的「禮儀」可不是神州獨有。

話得說回來,儘管今天高樓大廈滿布神州,公路、天橋車水馬龍,炎黃子孫跑到歐洲去不可能沒有劉姥姥走進大觀園的感受。歐洲的文化水平了不起,不同地區變化多,可以誇誇其談的典故所在皆是。幾年前我的書法老師周慧珺到歐洲一遊後,對那裡的建築物嘆為觀止。

遊 覽遊覽,究竟覽些什麼呢?一曰風景名勝,二曰文化品味,三曰歷史留痕。關愚謙這本書對遊歐者的貢獻,可不是風景名勝的介紹——這些一般旅遊刊物提供無數 ——而是歐洲的文化與歷史,二者加起來是文化歷史了。愚謙兄的書當然也提及他擅長的政治知識,但政治這回事,可以讀到,可以聽到,卻不可以看到。個人認 為,只為看風景是不值得遊覽的:沒有誰可以學王石,爬到珠峰之巔去拍照留念。餘下來的遊歐重點,是體會一下他們的文化歷史,大開眼界之餘會變得謙虛一點 吧。

中歐兩大輝煌期

我 認為在人類五千年的文化發展中,只有兩個時期,兩個地方,出現了足以雄視百代的光輝。其一是從唐太宗(五九九──六四九)到宋徽宗(一○八二──一一三 五)那段時期的中國;其二是從達芬奇(一四五二──一五一九)到畢加索(一八八一──一九七三)那段時期的歐洲。不是沒有戰亂動蕩,但說這兩段時期與地方 是人類文化的光輝是沒有疑問的。奇怪,二者皆各自馬不停蹄地走了大約四百八十年。更奇怪的是,上面提到的四個人都是藝術天才。宋徽宗、達芬奇、畢加索的藝 術成就眾所周知。唐太宗呢?他的書法絕對一流,而如果不是此公慧眼識英雄,我們今天可能不知道曾經出現過王羲之這個人。

雙 方各自走紅地發展四百八十年,中國是比歐洲先走八百多年的。後者遲了很久才起步,加上他們對文物保存得好,遊覽歐洲的確大有看頭。中國的文化古蹟呢?太 久,保存不易,可幸有以物品陪葬的風俗,中國的文化遺物被埋在地下,保存得好的無數。可惜北京的朋友棋差一着:他們禁止出土的文物在國內的市場出售,但盜 墓者眾,大量文物賤價外流。我幾番建議北京盡早打開秦陵與乾陵,指出永遠不打開等於沒有。讀者多,私下間一律支持,但北京的朋友忙顧左右。

雖然我不喜歡遊覽,但○三至○五年大搞攝影,加上久不久到各地校園給同學們講話,再加上要作實地調查來跟進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些年我和太太差不多走遍神州。

遊歐先讀此書

要 怎樣欣賞中國的文化才對呢?沒有歐洲那麼多的保存得好的文化古蹟可看,以遊覽的方式來欣賞中國的文化,你要讀很多古文及古詩詞。我曾經說過,西方的景物不 容易讓我們看到一個李太白或一個蘇東坡。中國的江山自成一家,有點苦味,有點古意,不華麗,但幽美。昔日李白見到的江山,大致上我們今天還可見到。不讀古 人的文字,遊覽神州不容易體會到中國曾經有偉大的文化。這是說,遊覽神州不容易「看」到中國的文化,而是可以讓我們「懷古」,而懷古是深一層的欣賞了。昔 日蘇子寫《赤壁懷古》是一例,清人孫髯翁在大觀樓寫「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也是一例。我們歷代讀書識字的人,沒有誰不懷古一下。

要 懂得怎樣懷古才可以在遊覽中深入地欣賞到中國的文化。這方面,來自西方的遊客是不容易體會的了。另一方面,倒轉過來,炎黃子孫遊覽歐洲,欣賞他們的文化歷 史是遠為容易的。介紹歐洲文化的中語書籍多得很,而到了那裡近數百年的文化遺物,還留在地上的多得很。這數百年是歐洲文化發展的全盛時期。

國內的朋友要遊歐洲嗎?最簡單的處理方法,可能是先讀《歐風歐雨》這本書。愚謙兄對歐洲很熟;他的記憶好,觀察力強;文字可讀,而更重要是他很懂得掌握着有趣的話題下筆。後者是天賦。炎黃子孫不容易找到另一本遊覽歐洲的書可以學得那麼多。

是為序。

張五常,二○○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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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1, 2009

張五常 – 國家六十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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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日

國家六十有感

不 少讀者期望我寫這篇文章,應該寫。不易寫,但應該寫。中國是個古國,其歷史複雜無比,文化的演進沒有歐洲十五世紀之後的閃閃生光,但純而厚,是好於學問的 人的一個好去處,我是着了迷的。歷史說,解放立國到今天是六十周年了。北京要大事慶祝,顯然因為六十年是一個甲子。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十個天干,十二個地 支,能拼出六十個不同的組合,六十年是一個循環。為何有這樣組合的安排我可沒有考究,但中國的傳統是以六十為大壽。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反對一個國家久 不久應該發一下神經,你不能不承認中國要做大事可以做得非常大。去年的北京奧運是一例,明年上海的世界博覽會是一例,今天是二○○九年十月一日,打開電視 看看吧。

建國六十年,剛好有三十、三十之分。前三十解放共享,不妥不妥;後三十開放改革,很好很好。後者,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結語中,有所感慨而揮筆直下:

「這些年北京做出來的大可引以為傲。你可以詳盡地批評執掌政權的人,但他們減少了那麼多的貧困,工程之龐大與迅速,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我認為這樣的成就不會再重複——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時。」

閉關鎖國誤事

我 是個生存在上述的整個甲子的人。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快十四歲,懂事的。不斷地跟進中國的發展,對歷史有研究。在美國讀本科第二年時,我寫了一篇關於鴉 片戰爭的前前後後的長文,當時的經濟歷史教授 Warren Scoville 給予高評價。今天我想,如果沒有上文提到的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國會有很好的後三十年嗎?如果六十年前解放之初就動工三十年後的改革,中國今天會更有成就 嗎?前三十的不妥是要付代價的,這代價高,值得嗎?這些問題我沒有答案。我只能說,從歷史規劃下來的局限看,中國能達到今天的成就,是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 的艱巨工程帶來的奇蹟。這樣的成就當然要付代價,很大的代價,至於這代價是否值得,見仁見智,是主觀的判斷了。比較客觀地問,如果中國選走另一條路,這大 代價會否低一點?今天的人恐怕沒有答案;將來的歷史學者總要提出這個問題。

讓我從乾隆皇帝說起吧。此公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人。記不起正確年 份,當時英國的皇帝派一個欽差大臣訪中國,要求發展貿易。乾隆接待了他,寫了一封歷史有名的信給他帶回英國皇帝。該信的大意是說:「我們中國什麼都有,對 西洋鬼子的產品毫無興趣,而作為中國皇帝,我的責任是搞好中國的民生,番邦要求的外交事宜,與我何干哉?」這是當時中國閉關自守的意識,百多年後,八國聯 軍的年代還是差不多,但八國聯軍之際,中國已經遠遠地落後於西方了。

西風壓倒東風

我 們當然不懷疑古時的絲綢之路打通了一點與歐洲的聯繫,也不懷疑明初的鄭和下西洋是比哥倫布早上大半個世紀的偉大探索。然而,無論怎樣看,中國曾經有數千年 的閉關自守的日子。康熙謝世前三年(一七二○)在廣州設立公行,容許行商與老外貿易,只是為了應酬一下,說不上有發展外貿的意圖。康熙是個好皇帝,但他對 西方科學的興趣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圓明園的故事與後來的悲劇是清代皇帝的好奇心奢侈化的結果。中國打開門戶是鬼子佬用槍炮攻開的。鴉片戰爭之前,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與英國商人催促政府出兵的文件,我讀過。他們要中國的絲茶,但中國只要他們的銀兩,銀兩不夠,他們在印度找到中國人愛吸的鴉片。

一 個聰明的民族,關起門來發展自己的文化,大有可觀,但與西方的文化傳統很不相同。中國的文化既深且厚,可惜到今天西方的眾君子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體會,稱 得上是及格的寥寥無幾。中國的學子沒有幾個不知道有莎士比亞這個人,但西方的學子沒有幾個聽過蘇東坡。今天,在鋼琴上彈莫札特彈得像樣的中國孩子數以十萬 計,但我賭你找不到幾個西方的孩子懂得唱京曲。是一面倒的西方影響中國,只是近幾年西方的孩子們搶着學起中文來了。後者是大好形勢,反映着西方的眾君子終 於察覺到地球上還有另一個重要文化存在,是值得尊重的。這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一面倒的中學西,有貶意說是崇洋媚外,但 其實是清末民初以還,早一點說是乾隆皇帝之後,西方的科學與工業產出比中國的先進得太多,把炎黃子孫嚇破了膽。讀得出幾個英文字的誇誇其談,把西方的一切 捧到天上去。一九五七年我離港赴北美時,護照是五千四百多號,即是說從盤古初開到一九五七,從香港正規外出的只有五千多個。急起直追,進入洛杉磯加大的第 二年被邀請作西方藝術史的助理教員。好奇地跑到圖書館去研讀一下中國的藝術文化,客觀地衡量,知道那所謂落後的中國,其文化了不起,自成一家,影響了梵 高、高庚、畢加索等西方天才大師,可惜深入的影響卻說不上。我對中西雙方的文化一視同仁地重視,是從那時開始的。東歸東,西歸西,二者混合不來,是老生常 談,但不對。

道德倫理治國

今 天看,中國走現代化的路是成功了的。雖然還有好一段要走,但回頭看,我們的確走過了千山萬水。乾隆之後炎黃子孫的經歷滿是血淚。抄襲西方不容易抄得有好效 果。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近幾年凡是抄襲西方的經濟政策,差不多一律不妥。說真的,今天中國的經濟改革有成,主要是靠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千 山萬水,炎黃子孫今天大可披襟岸幘。重要的問題,是中國人既然那麼聰明,那麼吃得苦、有幹勁,為什麼要花上兩百年的時間才走出那漫長的黑洞呢?我找到的答 案,是在閉關自守的日子裡,中國的傳統是以風俗倫理管治,高舉儒家學說,重視三從四德。學而優則仕,蘇東坡等天才都做官去了,其中不少以倫理判案。沒有司 法制度,傳統上中國沒有律師這門專業。也因為讀書的人材都求做官,中國沒有出現過一個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至二一二),或一個伽利略(一五六四至一六四 二),或一個牛頓(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不是智商有所不及,但學而優則仕,好學的讀古書,談詩詞,習書畫,騰不出一個科學發展的空間。

不 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不要嘲笑三從四德。從一個以農業及手工藝為主的經濟社會看,這種管治制度可取。無可置疑,中國的傳統農業與手工藝了不起。就是到了 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大名鼎鼎的農業經濟專家卜賽(賽珍珠的丈夫)跑到燕京大學研究中國的農業幾年,拍案叫絕,認為比西方的高明得多了。

管治制度僵化

我 說不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因為這種治法成本低,遠低於司法制度。從一個不論科學、不靠科技產出的社會看,以一個靠家庭的農作與手工藝而為生計的社會而 言,高成本的司法制度不可取。然而,以道德倫理治國的一個大麻煩,最頭痛的,是沒有彈性,修改不易。今天我們知道,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但道德倫理修改極 難,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經濟的需要轉變了,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可以帶來災難。四十年前在芝加哥我與戴維德(Aaron Director)研討過,得到的結論,是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愈是沒有修改的彈性。我們當時比較的是英國的普通法與歐洲的大陸法,認為普通法的施行成本 較高,但比大陸法容易修改。再相比,要放棄道德倫理的準則而以司法制度代之,更是難上加難。

三從四德的家庭傳統,跟道德治國合得來,在重視 農業、手工藝甚至商業而言,這樣的管治制度因為成本低,可取。困難的出現,是人口上升,不靠工業的發展不足以糊口。歐洲在十八世紀初期的經濟學有重農主 義,也有重商主義,但沒有重工主義。然而,一七七六史密斯發表他的《國富論》,以專業分工合作的製針工廠起筆,明顯地是重視工業發展的思維。說來湊巧,一 七七六是乾隆皇帝的時代。想當時,中國以家庭為產出單位,但歐洲的工廠運作已經發展得如火如荼了。

轉變難於登天

工 業的發展要讓家庭產出轉到工廠去,歐洲早就跑過了這一程。中國呢?要到清末民初才見到工廠形式的出現。這發展需要年輕人離鄉別井,跑進沒有親屬同事的工廠 操作。這樣,以家庭產出的傳統開始瓦解,成本較低的倫理管治逼着要轉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談何容易,就是今天,好些中國的家族傳統的意識還在神州存在。 我是個保守的人,不認為中國的家族觀念或禮教沒有可取之處。是的,我不認為西方的子女要向父母借錢求學是好品味的風俗。但我希望讀者明白,從以家族為基礎 的道德倫理的管治制度,轉到近於六親不認的管治制度,是多麼困難的一回事。

像香港那樣的一個小地方,或像日本那樣的一個小國,上述的轉變遠 為容易,或衝擊比較小,但中國地大人多,民族這裡不同那裡,口音不一,就是連吃,地區之間也大異其趣,需要的轉變難於登天。二戰期間,我在廣西某農村住了 一年,知道村與村之間不論婚嫁,口音不同,更談不上搞什麼合作產出了。那只不過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今天呢?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萬,其中一千三百萬是外來 的。

上文提及,國家六十年,前三十不妥,炎黃子孫付出了大代價。代價不論,我的直覺是沒有這前三十中國不會有今天。代價是成本,但經濟原則 說,歷史成本不是成本,我們要多向前看,不要頻頻為以往的代價惋惜。另一方面,單看今天北京要慶祝的六十年,我們會低估了中國人的成就,或誇張了昔日的代 價。為寫此文,我決定向歷史多走幾步,細說從前,用上的解釋是自己的以社會費用的轉變為基礎的制度理論。這理論是三十年前我為推斷中國會走的路而想出來, 今天是多了三十年的觀察而改進了。

學問無分中西

不 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大可回首的是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其中好些值得探討,值得欣賞。中國的青年呢?昔日的代價他們沒有付出,但新的機會就在眼前。他們要學 我當年,見到有爭取知識的機會就站起來大博一手。爭取將來當然是今天中國青年應走的路,而在走這路的同時,他們也要學我當年,不斷地探討中國的舊文化,與 西方的比較一下,從而體會到學問這回事是沒有中、西之分的。一面倒的中學西曾經是悲劇,但上蒼有眼,昔日的悲劇今天變為喜劇了。是的,在地球一體化的今 天,中國的孩子們佔了先機,因為中西兼通,將來的天下他們會是主角。這也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三十年前的開放改革,無疑是「立」。今天六十,「耳順」要怎樣解才對 呢?鄭康成云:「耳順,聞其言,知其微旨也。」皇《疏》云:「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翻過來,我的解釋,是耳順指懂得分辨是 非,知所適從,可以作出大智大慧的判斷。謹以此為北京的朋友賀。

March 13, 2009

張五常 美國出現蕭條的機會怎樣看?

Filed under: 政治 經濟 — Tags: , — hoball @ 11:03 am

美國出現蕭條的機會怎樣看?
張五常 2009年3月13日

此題不是我的發明,而是從哈佛教授 Robert Barro 三月五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What Are the Odds of a Depression?》翻過來的。這位教授來頭不少,三十多年前認識他,不熟;十多年前在香港跟他進晚餐,才知道他是一九六三年我作研究生時的一位同班同學 Steve Barro 的弟弟。哥哥非常聰明,屬天才人物,不知為何不繼續攻讀經濟。哥哥是天才,弟弟也是天才吧。

這裡要談的弟弟寫的文章,是與另一位學者合作的較長文章的節略版。原文早寫一個月,金融之災演變得快,作者的結論看來是錯了。文章簡單清楚,可讀。這裡先談該文的內容,再談目前的形勢,然後分析與三十年代的大蕭條相比的不利與有利的兩方面。結論如何讀者自己判斷好了。
大蕭條定義

何謂不景?何謂衰退?何謂蕭條?何謂大蕭條?這些話題歷來不清楚。Barro 一文的可取之處,是武斷地提供了些明確的定義。可能不是他的發明,但此前我沒有聽到過。他的定義,是國民收入下降不到百分之十是不景或衰退(recession),百分之十以上是蕭條(depression),而國民收入下降百分之二十五或以上則是大蕭條了——great depression是也。Barro之見,是世界大戰不論,稱得上是大蕭條的只有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在美國出現過。這百分之二十五的宏觀經濟暴跌顯然不是什麼「環比」、「同比」之類,而是從對上的一個高位跌下來的百分率。

Barro 的分析,不講理由,也不談理論,只是單看股市暴跌與蕭條及大蕭條的關連。作者說得清楚:不一定有關連,但說沒有關連也不對。他追查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歷史,三十三個國家,股市暴跌共二百五十一次,發覺在九十七次的蕭條中七十一次與股市暴跌在時間上吻合。大蕭條只有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那一次。我找到的資料說,當時美國的股市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的一千零三十九日下跌了百分之八十九。今天美國的股市從二○○七年十月起五百一十五天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六。今天比當年跌得急,也即是來得比較惡了。讀者要知道,那所謂發展中國家的股市,大上大落如吃家常便飯,跟先進之邦是不同的,原因何在這裡不談。
美國大蕭條機會2%

Barro 的結論,是單從股市與蕭條的關連衡量,算概率,目前的美國有百分之二十的機會進入蕭條(depression),而進入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機會只有百分之二。這判斷看來是錯了的:不是 Barro 之過,而是這次金融災難帶來的效果天天不同。資料或訊息改來改去,幾天前的數字,是美國去年第四季的國民收入比去年第三季的下跌了百分之六點二。我的感受,是與去年第一季相比,美國今年第一季的國民收入會下降百分之十二左右。若如是,美國目前已經進入 Barro 界定的蕭條了。這裡要言明,我憑感受的推斷,用於神州歷來準確,因為我感受着中國經濟脈博的跳動,用之於美國恐怕不靈光。

我也不認為 Barro 給蕭條下的定義一定可靠。以他的定義衡量,日本今天是冠於地球的重災區——其國民收入下跌倍於美國——但一位懂經濟的朋友最近旅遊日本,認為市面不差。如果我們接受 Barro 的定義——讀者可以想出更簡單可取的嗎?——又假設我讀到的資料或數據可靠,那麼美國會否進入蕭條再不是問題,會否進入大蕭條才是。
今天與三十年代比較

我沒有資格回答這「大蕭條」出現機會的問題,但可將大略知道的,把今天的情況與上世紀三十年代(尤其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的情況比較一下,讓讀者自己衡量。主要是從美國的角度看。分十點說吧。

(一)昔日的大蕭條與今天的金融災難,二者起筆皆財富暴跌,導致人民對收入前景的惡性預期,帶來消費與投資收縮。以下跌的百分率衡量,今天看來比昔日嚴重。股市下跌差不多,樓市我沒有資料比較,但金融市場的什麼衍生工具、保險合約等出現的災難,昔日是沒有的。這也是說,對美國經濟最重要的專業人士的退休安排,今天傷得比昔日嚴重。

(二)今天的災難起於金融制度出現了問題,而那些頭痛萬分的所謂「毒資產」,昔日沒有。主要是這一點,不少專家開始認為今天的形勢比昔日惡劣。

(三)前後二者都沒有世界大戰,但今天美國有伊拉克及阿富汗之戰,費用高,財政赤字的負擔增加不少。以國民收入的百分率算,今天預期的財赤比昔日高。

(四)國際上,昔日的直接或間接貨幣本位制導致通縮的國際傳染。今天這樣的傳染不嚴重,然而,因為上述的毒資產是國際化的,輸得叫救命的國家無數。二者相比,我寧要通縮傳染,不要毒資產。

(五)昔日美國的銀行出現大擠提,觸發骨牌效應。經一事,長一智;今天,銀行擠提是及時約束着。

(六)國際貿易大幅下降,今如昔,但昔日觸發了保護主義,棋差一着,闖大禍。今天,到目前還沒有那麼蠢。

(七)昔日美國提升最低工資及大幅提升有錢人的稅率,皆蠢政策。今天沒有提升最低工資,但對有錢人還是打算開刀的,雖然看來不會像昔日那麼厲害。

(八)政府大手花錢鼓勵消費,今昔都有;我不知道在比率上哪個時期較為誇張。這方面,經一事卻不長一智:這種花錢昔日沒有好效果,美國今天再大手嘗試。

(九)與昔日相比,上帝今天給美國的最大祝福,是聯儲主席伯南克(本報譯貝南奇)做得好。雷曼兄弟事發前我沒有注意此君的貨幣策略,但事發後到目前我找不到他有半步行差踏錯。前些時他反對在他權力之外的政府挽救通用汽車,今天看是好判斷。最近他反對國家接管銀行,我也認為是對的。美國沒有管治國營企業的經驗,一下子把銀行國企化可以是大災難。除非有可靠的杜絕擠提之法,我不同意今天九十二歲但思想還是清晰鋒利的美國貨幣史大師 Anna Schwartz 之見,她認為不要挽救咎由自取的銀行。
伯南克果斷夠勇

伯南克的政策觀顯示着他是個上乘的經濟學者。他果斷,行動快,夠勇。毒資產帶來的一個大麻煩,是聯儲局大手放寬銀根後,銀行不願貸款,冰凍着一個困局。伯南克通過購買企業債券的方法大手推出貨幣,是正着。換言之,Friedman 與 Schwartz 合作的經典巨著——《美國貨幣史》——其中解釋得清楚的大蕭條歸咎於聯儲局頻頻出錯,今天有伯南克一夫當關。不久前讀到 Schwartz 不滿意伯南克的政策處理,我不同意:是非常艱巨的貨幣政策工程,伯南克處理得好,可惜聯儲的政策與財政部的政策似乎不太融洽。

(十)與昔日的大蕭條相比,今天還有較為樂觀的另一面。那就是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都有了看頭,而毒資產這回事,這些國家中毒比較輕。佔了地球上過半人口,只要保護主義不抬頭,產出力早就有看頭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貿易與投資,在供與求這兩方面可以發揮很大的穩定作用。

March 10, 2009

張五常 風險的回憶

Filed under: 政治 經濟 — Tags: , — hoball @ 11:02 pm

風險的回憶
張五常 2009年3月10日

這些日子各方傳來的文章實在多,都是關於國際金融災難的看法或報道。歷來懶讀他家之見,這次不讀不成。新聞天天有,雖然緊張刺激,讀不到開心事。

今早收到的兩篇可讀。其一是林行止三月六日於《信報》發表的《濫用中國學者公式引致金融海嘯》;其二是 Robert Barro 三月五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What Are the Odds of a Depression?》。要分兩篇文章跟他們熱鬧一下,先談行止兄的吧。孤陋寡聞,一九六五之後我再沒有跟進有關風險的分析,不知道對目前金融之災有關鍵性的方程式是中國學者李祥林想出來的。但行止兄在文中提到風險投資學問的兩位開山鼻祖(Harry Markowitz 與 William Sharpe)的作品,當年我很熟。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苦攻時,前者在鄰近的蘭克公司工作,後者是我的師兄,比我早三幾年吧。他們後來獲諾貝爾獎的作品當時已經發表了,而因為如下的際遇,我讀得用心。
變數既知,風險從何說起?

一九六三年,得到老師赫舒拉發(Jack Hirshleifer)的推介,我對費沙(Irving Fisher)的利息與投資理論作了深入的理解與體會,佩服得不得了。但費前輩的理論是不言自明地假設沒有風險,也沒有交易費用。他的理論架構簡單清楚,是天才之作,要怎樣引進風險與交易費用是難題。我要若干年後才理解到這二者其實是同一回事,解決其一就不需要解決其二,而二者選其一,我選交易費用,不管風險,理由為何我在其他文章解釋過了。

赫舒拉發是把當時行內近於忘記了的費沙理論再發揚光大的人,是 Markowitz 在蘭克公司的同事,也是 Sharpe師兄的博士論文導師。赫師當時正在用盡心力,把風險引進費沙的投資理論中去。是難度極高的學問,我認為到今天還沒有找到圓滿的處理。

一九六五年,我正在嘗試不同的博士論文題材,赫師要求我嘗試把風險加進投資這個大難題。他認為我的思想天馬行空,說不定會幸運起來,打開悶局。這就是我對一九六五之前的風險文獻讀得用心的原因。試了幾個月,決定放棄,因為認為在觀察上風險是無從量度的。不知風險何物,怎可以在理論上加進投資的選擇去呢?不是說沒有風險這回事,而是在觀察上難以判斷投資甲的風險比投資乙的風險為高,或高多少。當時量度風險的方法,是以統計學的變數(variance)來處理的,後來雖然有了深入變化,基本上還是以這變數為作風險量度的基礎。那時我的立場,是如果風險可以用預知的變數來量度,那就沒有風險可言了。變數既知,風險從何說起?赫師當時是同意的。這正如到澳門賭大細,長賭必輸可以肯定,而每手下注的勝負或然率大家都知道,莊家如果按此率訂賠率,每手所值也肯定,何風險之有哉?
保險如賭博?

也不是那麼簡單。我這一輩讀有關風險的經濟論著,開頭通常是奈特的博士論文(Frank Knight,《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一九六二初讀這重要的作品時,就跟同學們吵起來了。奈特把風險(risk)與不確定(uncertainty)分開,說前者是可以事前估計的,所以可買保險,後者無從估計,保險做不成。我不同意,認為二者沒有分別,而保險有如賭博生意,只要賠率到位,處理的成本夠低,成交會出現。賭博是不需要量度風險的。這觀點不僅當時的同學同意,多年後巴賽爾及戴維德也同意。

跟着大家必讀的重要風險文章,是一九四八 Friedman 與 Savage 的《風險選擇的效用分析》。此文解釋為什麼一個人可以一方面買保險,另一方面跑到賭場去。天才之作無疑問,雖然個人認為說服力有問題。此文到了師兄 W. Sharpe 手上,把曲線切去一半,翻轉頭,把二軸倒轉過來,寫成他後來獲諾獎的重要文章。
金融市場其實是大賭場

一九六五之後我對風險與投資的分析沒有再跟進。一九六七年,在《佃農理論》的第四章我還是以上述的變數(variance,其百分比率稱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來量度風險。很不滿意自己這樣做,但當時想不到更好的方法。我要到二○○二年寫《制度的選擇》時才成功地以訊息(交易)費用替代風險。一九六七到了芝加哥大學,知道風險與投資的研究在那裡發展得快,而風險量度的處理有了高深的變化。然而,這些大有學問的變化,從以事實作判斷的角度衡量,還是基於早期的統計學的變數作為風險量度的起點。

讀到行止兄的文章,感慨萬千,心想:基本的概念還沒有搞好,怎可以出動火箭專家呢?一時間我想到四十多年前跟同學與老師吵了一通的話題。我的立場,是假設世界穩定,以統計學的變數作為量度風險的基礎,如果風險真的可以如此這般地量度,購買保險當然大有人在,而保險公司是不會破產倒閉的。但如果風險無從量度,或不知怎樣量度才對,加上世事變幻無常,或各方面的波動不能全部顧及,哪怕保險公司富可敵國,怎樣計算也是學問不足,破產倒閉何怪之有哉?

當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事發後,我立刻為文說美國的金融制度出現了問題,是禍首。我也指出那是市場與政府混合的驚世敗筆。當時看來是由芝加哥大學發起的數百個經濟學者簽名的反對政府插手救市的公開信,其中第三點竟然說美國的金融制度是地球歷史上的偉大制度發明。是從哪裡「衍生」出來的學問了?真的像行止兄所說,是起自洛杉磯把風險量度加進投資理論去嗎?思之能不愴然哉?

今天我們知道,那所謂偉大的金融市場,其實是個大賭場。那所謂投資云云,其實是下賭注。十賭九騙,有意或無意間隱瞞着的訊息,要到爆了煲才略見眉目,而那些在金融市場中動不動年入數百萬美元的荷官們,欺客也自欺,輸身家者無數!是二十一世紀的悲劇奇蹟,一之為甚,其可再乎?

March 3, 2009

張五常 人民幣的故事——與貝加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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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的故事——與貝加商榷
張五常 2009年3月3日

認識貝加(Gary Becker)四十多年了。歷來欣賞他的分析力。他關心中國,對中國的評論客觀,善意明確。二月二十二日他發表的關於中國的文章,好些觀點我不同意,認為不是實情,他是被訊息誤導了。分兩篇文章說說吧。

我最不同意的,是貝加支持美國財長蓋特納之見,說中國操控人民幣的滙率,導致龐大的貿易順差。故事的發展可不是這樣的。曾經說過,因為中國發展得快,我要不斷地跟進才能掌握其經濟脈搏的跳動,才能體會到發生着的是什麼事。三十年來,我曾經兩次停止跟進約半年,之後要好幾個月的努力才能再走進中國的脈搏中去。這些日子不少在國內不同地區的朋友,久不久會收到我的電話。問長問短,為的是要保持這脈搏跳動不會中斷。這是我研究中國經濟的主要法門,讓我反應得快,也推斷得準。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在海南島,那天人民幣的黑市滙率是一元五角兌一港元(兌美元是十一元七角兌一)。這是人民幣在歷史上最不值錢的一天,之前之後都沒有見過。消息傳來,兩天後朱鎔基會執掌人民銀行,也就是今天的央行了。

早些時(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發表了《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那是一篇重要的文章。當時中國的通脹惡化,一般輿論主張約束人民幣的增長率,是貨幣學派的老生常談。我力排眾議,說當時國內的銀行是出糧機構,有權有勢的高幹及他們的子弟皆可以權力「借」錢,與銀行的職員一起上下其手,什麼約束幣量云云,根本辦不到。於是建議:對權力借貸的行為一定要手起刀落,要杜絕,而人民銀行要改為一間正規的中央銀行,不作任何商業或個人貸款。
跟美元掛鈎對中國發展有助

朱鎔基執掌人民銀行後的處理方案,跟我建議的差不多,但他用上直接管制投資與消費的方法,我不以為然,批評了他,想不到,他做出來的效果,使我公開道歉幾次。一九九五年,朱老把人民銀行改為正規的中央銀行,再不作貸款生意了。

這裡要說的重點,是從一九九四至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幣以美元為錨,滙率守在八元二角四仙兌一美元與八元二角七仙兌一美元之間,守得穩如泰山。這是官價滙率,跟起初的黑市及跟着的灰市及再跟着的近於白市的滙率是不同的。

從一九九四到二○○六這十二個年頭,是中國經濟奇蹟中最奇的了,我說過不止一次。當然有其他重要因素,而這裡要指出的,是該十二年人民幣鈎着美元(雖然二 ○○五年七月轉鈎一籃子外幣,但在轉鈎初期滙率的變動顯示美元還是該籃子的絕大部分),對中國的發展有助,炎黃子孫應該感激。另一方面,二○○一的九一一事件與二○○三開始的伊拉克之戰,美元保持穩定,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早就有了實力的人民幣,鈎着美元,把後者穩定着。今天遇上金融之災,沒有誰知道何時方休,美元會有不小機會因為人民幣不再緊鈎着而出現對美國經濟為禍不淺的波動。這樣看,幾年前美國的議員迫使人民幣與美元脫鈎,是美國在政策上的一項大錯。如上可見,說北京操控人民幣的滙率是沒有根據的:緊鈎美元不可能有操控的空間。要操控人民幣滙率的是先進之邦,尤其是美國,而中國貨在上述的十二年間滿布地球,協助了美國減低通脹,是我要說的故事的另一面了。

一九九七年初,因為要寫夏保加(Arnold Harberger)的首屆榮譽講座的關於中國改革的文章,我考查當時人民幣的貨幣制度。這考查使我對貨幣制度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層面:無錨的貨幣制度不可取,下錨不妨用一個可在市場成交的指數,央行用不着提供實物。這些就是後來我屢次建議人民幣轉用一籃子物品為錨的基礎。
解開亞洲金融風暴之謎

一九九七年七月,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個多月後一些北京朋友約我到深圳會面。他們看得很悲觀。言談間我突然樂觀起來,心想,朱鎔基了不起:他把三年前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脹率,在三年後的一九九七下調為零,而又因為市場的勞工合約夠自由,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增長率保八。當時國際上的金融機構及大師們對亞洲金融風暴的解釋,我一律不同意,而在那次深圳聚會中,卻想到一個圓滿的解釋。沒有說出來,因為恐怕擾亂市場。

我的解釋,是當時亞洲多個小國的貨幣,皆或鬆或緊地鈎着美元。緊鈎美元的人民幣一下子把通脹下調至零,這些小國的貨幣都一起偏高了,於是紛紛脫鈎。從那時開始我知道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不是先進之邦,而是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亞洲的小國因為那次金融風暴,他們的幣值來了一次大調整,與人民幣之間達到了一個新的均衡點。這就是後來我極力反對人民幣兌美元獨自升值的原因。

還有另一個我要到二○○四年底才找到圓滿答案的重要因素。這就是我高舉的、人多資源少的、縣與縣之間的競爭制度,一九九四年初開始形成及運作。北京的朋友無疑清楚這制度是怎樣運作的,但重要的含意他們不知道。其中一個重要含意,是縣制度的運作是以速度來增加縣幹部的收入。我們不容易找到一個在國內投資的人,不被縣幹部趕得近於發神經。趕快十分之一的時間容易,如此一來,先進之邦有百分之三的增長率很不錯,在中國的制度下就變為百分之十三了!我因而反對什麼經濟過熱之說,反對要搞宏觀調控。朱鎔基當年的調控是對付權力借貸需要有的手起刀落,但在縣制度運作得宜之後的調控,則起於北京的朋友未富先驕,對自己的制度運作的含意沒有足夠的體會。

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雖然人民幣的黑市滙率還低於官價,我認為人民幣是強幣。到了二○○二,雖然黑市滙率還低於官價,我說人民幣是地球上最強的貨幣。還是以八元二角多兌一美元,但到了二○○三至二○○六這期間,浮動人民幣很可能使滙率市價升達四兌一甚至三兌一的水平。如果中國的國際競爭對手只是先進之邦,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一倍對炎黃子孫有着數,但中國的競爭對手是發展中國家,人民幣大幅升值會帶來災難。君不見,二○○五之後,人民幣兌美元升約百分之八,接單工業紛紛輸錢,訂單轉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去。日本起飛時可沒有這樣的困境,雖然後來還是中了大計,但那是另一個比較複雜的故事。
升值闖禍 強勢已去

我跟得緊:二○○三年蘇浙一帶的一個全職農工每月的薪酬只人民幣三百,還需要有大量的農民轉到工業去才有作為。當時我意識到,五千年來中國的農民第一次看到曙光,不同意盛行的農民愈來愈苦或貧富急速兩極分化的謬論。

人民幣緊鈎美元十一、二年,官價八元二角多不變,一九九三年的最低黑市是十一元七角兌一美元,而如果自由浮動二○○五可能是三或四兌一!從一隻貨幣轉強的速度衡量,這可能是史無前例的,反映着中國的勞苦大眾的生產力增長驚人,也反映着在縣制度的運作下,外資對中國青眼有加。

目前的形勢是,因為這些年落後之邦發展得非常快,先進之邦如在夢中,從滙率的角度衡量,前者與後者之間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斷層,連接不上了。上層之間有競爭,下層之間也有競爭,但上層與下層之間的競爭是脫了節的。北京的朋友認為可以容易地打上去,推出騰籠換鳥,失之輕浮。治安轉劣,是騰籠換賊乎?回鄉歸故里是連籠子也換了嗎?

近幾年人民幣升值闖禍,新勞動法殺傷力強。幾個月前人民幣的強勢已去。地球金融大亂,朋友傳來的國際文章無數,沒有一篇提出我認為是可取的建議。看來經濟學也完蛋了。一時間我想到明人徐渭寫葡萄的一首七絕。詩云: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

February 27, 2009

張五常 經濟是老人的學問張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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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是老人的學問
張五常 2009年2月27日

前文《李澤楷絕技考》——這題目起得好——發表後,讀者反應不錯,但其中有看不懂我對「種票」的分析,這裡補充幾句吧。何謂種票?我的理解,是如果我要買五手電盈(每手約賺一千元),希望其私有化通過,於是分五個名字下注,作五個人投票,就是種票了。分頭下注就是種。法律上,有關人士(即李察那方)當然不能種,外間的「無關」人士怎樣種法律管不着。

從《壹週刊》提供的資料看,種票的行為頗為明顯,分析資料,不到一分鐘就認為不是有關人士種的,因為圖案不支持是他們的手腳。我曾指出有關人士種票是愚蠢的行為,但如果他們能種出可以瞞倒我的圖案,智商是比我高了。是好玩的世界,讀者不妨拿着該期的《壹週》,細看資料,猜猜為什麼我這個老人家作出那樣的判斷。
學經濟要有感受

閒話休提。正在地球發生着的經濟現象很不尋常,所謂「毒資產」,從來沒有出現過,退休了九年我還是天天想。我着重的永遠是經濟解釋,雖然有時發牢騷大罵幾句。這些日子我比較注意他家的經濟言論──此前是少理的──同意的不多。為什麼有那麼大的觀點分歧呢?我想到的一點,是作為一門實證科學,經濟與自然科學有一處重要的不同:那是經濟要有很長的時日及經驗才可以有足夠的掌握,而其他科學可沒有這樣的要求。

好比地球上正在發生的不幸──金融之災導致的舉世財富暴跌──上一次出現是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這是當時經濟大蕭條起筆的震撼日子,其困境要到十年後的二戰才打掉,而二戰本身更是悲劇了。那是八十年前,當時懂事的、經歷過該大蕭條、切身地感受過的,要是今天還健在,應近百歲了。這些百歲老人中有多少個是經濟學者呢?就算是經濟學者,不是早就退了休嗎?可以說,懂事而又切身地體會到一九二九開始的震撼而今天還沒有退休的經濟學者,一個也沒有吧。任何實證科學對現象的解釋,要有事實的依據。昔日的大蕭條無疑遺留下來不少數據及歷史學家的描述,但經濟科學與自然科學不相同。自然科學可以單憑數字及客觀的描述而準確地讓後人知實情,不需要論感受。經濟科學呢?無論數據如何詳盡,描述如何客觀,個人親歷其境的感受重要。數字及描述的就是那麼多,讀到的感受跟親歷其境的感受可以有很大的差別,而感受出錯,分析可以闖禍。佛利民在生時對我說過幾次,對經濟感受不好的人不應該學經濟。
要了解大蕭條不容易

數據與史學家的描述不論,當年的大蕭條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我拿不準。在史實上知得遠比我多的大不乏人,但他們可沒有真的切身感受過。要理解今天面對的困境,大家都希望能溫故知新,但往事究竟是怎樣,要讀哪些書哪些文章才對,不容易取捨,免不了要用上自己的想像,猜測成分是無可避免的。

大家讀歷史,我個人的感受是昔日美國的工會、最低工資、福利經濟等的存在,對大蕭條的復甦有很大的阻力——奇怪是這樣看的人不多。希克斯認為昔日的保護主義大量削減國際貿易,是大蕭條難以復甦的主因。不無道理,但同樣看的人不多。蒙代爾認為政府大幅提升有錢人的稅率,是昔日大蕭條的致命傷,也不無道理,但認同的行內君子也不多。佛利民認為昔日的貨幣政策嚴重失誤,貨幣量沒有及時大幅提升。同意這觀點的人比較多,而這方面,目前美國的聯儲局可以做的都做了,困難是聯儲的貼現利率與銀行的借貸利率有很大的分離。可能最多經濟學者反對或有疑問的,是當年凱恩斯學派主張的、政府大手花錢刺激經濟的策略,但今天各國的政府都急着這樣做。美國副總統拜登說絕大部分經濟學者支持政府大手花錢,是看錯了那些人是經濟學者吧。
經濟學者各說各話

政府大手花錢可解目前之困境乎?我說過,如果不擔心會引起惡性通脹,當然可以,而資源的大浪費看來是無可避免的。中國比較幸運,因為國家正在發展中,應該做的項目多,浪費不會很大。目前正在美國大吵大鬧的,是凱恩斯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個話題,一般的估計不是那麼高,也有說如果算進浪費,這效應可能是負值。個人認為花錢「刺激」能搞活經濟的機會很渺茫,要搞活而不帶來高通脹,機會近於零。花錢刺激只能增加暫時性的收入,以心為心看世界,我認為在意識上一個人對自己用努力賺回來的錢,與政府樂善好施而分得的相比,對前途的看法很不一樣。沒有誰會因為收到政府派的不穩定的錢而買房子去。幾天前讀到為了防止樓價繼續下跌,美國政府要用資助的辦法來減少斷供的行為。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只能阻慢跌勢,但跌勢不改。

說過了,發展了二百多年的經濟科學,今天很尷尬。讀到的學者言論要不是語無倫次,就是各說各的,不容易加起來,其中不少我不知所謂。總統奧巴馬起用的專家有水平,但推出來的政策卻又不像他們的學問。政治因素有多少影響我不知道,理論不夠清晰容易引起混淆,最頭痛可能還是大家對財富一下子暴跌的經驗不多,對大蕭條的感受不同,沒有誰肯定今天見到的是否大蕭條的來勢,而「毒資產」這回事,歷史是沒有出現過的。

經濟學我是懂的。從解釋現象的角度衡量,這門學問不值錢。純為興趣而在解釋上日夕思考五十年的人不多吧。我算是其中一個。這樣的人對基礎的理論不可能沒有充分的掌握,對概念的變化不可能拿不準。然而,遇到今天不能不解釋一下的金融災難,我恨不得自己萬壽無疆,能切身地體會到八十年前開始及跟着的發展。理論就是那麼多,複雜的歷來不管用,好用的概念其實只幾個,搞得通透要花時日,路程當然走過了。遇到今天的情況,有關的理論與概念,可用的,不難選出來。困難是任何推出的或可作解釋的假說,我們要找事實的經驗引證。我用盡自己昔日讀過的資料,加上數十年的不斷觀察,也不敢說自己今天的分析一定對。恨不得佛利民還健在。兩年多前他謝世時九十四歲,思想還清晰。不知他對今天的情況會怎樣看?
經濟學需要經驗

思想能力相同,際遇一樣,用功與耐力打個平手,經濟學是壽命長者佔優。數學可以很早有大成,因為可以單靠天賦。牛頓與愛因斯坦是物理的,二者皆在二、三十歲時曇花一現,足以驚世駭俗,不需要再研究什麼。化學及生物學需要很多實驗與數據,而這些數據不一定是自己研究所得,一般信得過。經濟的理論及學問的本身,遠不及自然科學那麼湛深,但驗證卻遠比自然科學困難。真實世界是經濟學的實驗室,學者無從調控,也難作試驗。觀察容易有偏差,而一般的數據皆有問號。是的,對經濟現象的判斷往往要講感受,而這感受一般要親歷其境。這是說,經濟學雖淺,但經驗遠比其他科學來得重要,所以條件相若,長壽者勝。

離開了美國的學術生涯二十七年,昔日認識的經濟學者朋友大多數還健在。我們這一輩的經濟學問與今天後起的很不一樣。然而,當我衡量昔日的學者朋友的論著,發覺自己不同意的分析愈來愈多。這顯然是因為二十多年來我觀察着的是地球的另一面,是不同的世界,現象的細節不同,感受於是有別,所以雖然年齡相若,從觀察與感受衡量,我是比舊同事們多活了好些日子的。

February 13, 2009

張五常 美國救災會搞出高通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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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救災會搞出高通脹嗎?

2009年2月13日
張五常

溫家寶訪歐,言論勇猛,令人耳目一新,而他在地圖上找不到法國(一笑),足以傳為佳話矣。我認為溫先生的牢騷發得有理,但也認為他說差了兩句話。沒有說錯,只是說差了一點。

第一句是溫總被劍橋的德籍學生擲鞋時,說:「這種卑鄙的伎倆,阻擋不了中英兩國人民的友誼。」說得對,但不夠瀟灑。朋友問我會怎樣回應,我說自己是小人物,當然小氣一點,但有資格在劍橋講話,遇到擲鞋之舉,我會笑着說︰「這裡是英國嗎?我還以為自己是到了英國!」

大人物要有幽默感

當 今之世,溫總理無疑是個大人物,既為大人物,出巡之際理應為擲鞋、抗議之類的行為作了心理準備,而據說不少國家的大人物是記上了應對之辭。通常是一兩句幽 默之語,精彩的可以連消帶打,甚至有點辣味。在我這一輩出現過的大人物中,這類應對本領最高的是已故的美國前總統列根。一位認識列根的朋友曾經對我說,列 根用作應對的笑話雖然頂級,但來來去去都是那一套,反覆使用。話雖如此,我還認為在尷尬情況下的應對列根是個天才。有一次,不記得是哪裡的什麼對美國不利 的恐怖活動,記者問列根怎麼看,他想也不想就回應:I saw Rambo last night, and next time I know what to do. 一百分!

中國的文化傳統與西方不同,幽默感是差了一點的。這方面,朱鎔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然而,與一百分的列根 相比,我只能給朱老八十分。扣了二十分是因為他有時多說了一兩句。地球一體化,中國的大人物是愈來愈舉足輕重了。不要忘記,西方人對炎黃子孫到今天還是有 着根深蒂固的歧視傳統,不可能在一代之間化為烏有。我看得出有點改進,但歧視還在。形勢是不錯的。不久前一位朋友旅遊韓國後,說那裡的中小學生的必修外語 是中文,不再是英語。

我認為溫先生說差了的第二句話,是「不受管理的市場經濟是注定行不通的。」沒有說錯,但偏差了。懂經濟的不會反對政府 的存在,而同意這存在是同意某些事、某些情,政府要管。經濟科學反對的是一些混合的市場制度:政府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卻管了。分清楚什麼要管什麼不要管 是不容易的話題,難度高,而像中國那樣人多資源少的大國,這分離十分重要。我曾經盛讚的中國經濟制度,主要是一點:縣與縣之間的權利界定與劃分清楚,從而 在什麼要管什麼不要管的事項上比其他制度來得清晰,促成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解釋了中國的經濟奇蹟。還要改進,而不幸地近幾年有些地方是改差了。

通脹肆虐後患無窮

美 國目前的金融災難,起於制度上出現了問題:一種市場運作與政府管制的混合制度,管錯了,於是闖大禍。我曾經說目前美國的情況比上世紀三十年代更糟糕,主要 是昔日沒有今天那種「毒資產」。毒資產(toxic asset)這個名稱起得不錯:不是壞賬,而是可毒可不毒,要看資產的價格水平而定,好些沒有市價,其總量可以高若上蒼,或深若無底之潭,可以是天天不同 的。這樣看,三十年代的困境主要是資產之價或財富暴跌了,國民的消費大降,要怎樣才能搞起來呢?(昔日可沒有真的搞起過。)今天的困境,是財富暴跌之外, 還有毒資產需要處理,處理不善財富會再跌!

今年一月六日我發表了一篇頗受注意的文章,題為《救金融之災有三派之別》。其中有以凱恩斯為鼻祖 的宏觀派,主張政府花錢投資,刺激消費。有以佛利民為掌門的貨幣派,主張增加貨幣量與借貸,從而在制度中加些滑油,使收入與財富上升。有微觀派,是我的本 領,主張取消工會與最低工資,先讓工資與物價下降,增加就業與企業的租值,跟着帶動財富與收入的增加。

一月十三日我發表《金融困境再剖析》,寫道:

「目 前看,是如果六個月內美國的經濟復甦而跟着沒有急速通脹,以佛利民為掌門的貨幣派的功力最高——此派三個多月前出招,九個月時間足夠。六個月之後才有復甦 跡象而跟着沒有急速通脹,以凱恩斯為掌門的宏觀派功力最高。要是這兩派不靈,或有急速通脹,微觀派有機會勝出擂台。只是有機會,因為還有其他方面要考慮 的。」

讀者讀這段文字,要注意其中一個重要條件:如果跟着沒有急速通脹。我說過,政治上微觀派是行不通的。目前的美國是貨幣派與宏觀派雙管 齊下。會有起死回生之效嗎?答案是:如果不管通脹,或視若無睹,這兩派任何一派都可大發其威。問題是用得不小心急劇的通脹必至。這會帶來美國債券暴跌,利 率大升,美元跌得面目無光,而可能最頭痛的,是美國一般老百姓的養老金(social security)制度可能崩潰。

惟微觀派可解通脹危機

遙 想三十多年前,越戰使美國元氣大傷,通脹兩位數字,見養老金制可能保不住,當局緊收貨幣量,成功地壓制了通脹,但在這調整過程中,美國的三十年債券的孳息 年率上升到十九厘,前前後後有十年的經濟不景。這幾年伊拉克之戰的每天費用,物價調整後比越戰的高出近一倍,加上目前計劃救金融之災的龐大支出,國債之高 不容易算得準。

急速通脹當然不可以接受。如果可以接受,有可為。大量印製鈔票,或大量宏觀花錢,以貨幣的面值算價,財富與收入不可能不增 加,最低工資再不會是約束了。通脹本身是抽間接稅,抽得夠多國債不足道。毒資產呢?通脹夠高會變為不毒。是的,只要貨幣派或宏觀派能不管通脹,大手出招, 目前的困境可解,但會換來另一類困境。

美國的處理會帶來不可以接受的通脹嗎?很難說。這是因為他們的聯儲主席與財政部長顯然知道,處理不善 不可以接受的通脹必至。二月十一日財長蓋特納的講話,據說導致美國股市下跌了百分之四點六。讀這講話的全文,字裡行間顯示着他關心通脹,只是沒有說出來。 不能不出彈弓手吧。是艱巨工程,經濟學可以從這次美國的不幸經驗中學得很多。

愚見以為,不走微觀派建議的路,要避免高通脹非常困難!

February 10, 2009

張五常 人民幣滙率的科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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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滙率的科學觀

張五常

2009年2月10日

美國新財長蓋特納不久前指責中國操控人民幣滙率,要逼使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不是新聞,這老話題吵了五年多了。經濟學怎樣看呢?可以很複雜。讓我分十點說,從淺入深,到最後相當深,讀者要小心細想了。 (more…)

February 3, 2009

張五常 想像力的培養——新春閒話.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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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力的培養——新春閒話.之三

張五常

2009年2月3日

兒子三十七歲了。他的智力不在我之下,但想像力看來是弱了一點。不差,但我的感受是應該好一點。以學術或藝術作專業,想像力弱很頭痛。智力與想像力 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如果上蒼讓你把智力明顯地減一點,換取想像力明顯地多一點,一般的情況是換得過。學問的最終衡量是創作,即是只能單從作品看。人類的經 驗,是想像力不足不會有大作為。生得太蠢當然無可救藥,但我遇到過不少智商高但沒有可觀的作品拿得出來的人。另一方面,想像力不弱,智商一般,有令人驚喜 的作品的例子不少。

想像力是一種幻想,一點不尋常的聯想力,近於「怪」。一個想像力夠高而又懂得利用的人,在創作思想的過程中,彷彿頻頻脫 離正軌,胡亂地東闖西闖,想着些什麼,每有所獲就回到正軌去衡量了。科學要講邏輯規格,藝術要講內心共鳴。想像力是脫離了傳統的幻想嘗試,多多少少要有點 好奇心。奇怪那麼多的聰明才智之士不作這種嘗試,只是在傳統的範圍內鑽研,可以想得深入,技術之高令人拜服,缺少了的就是一點令人驚喜的新意。 (more…)

December 9, 2008

張五常 人民幣要以實物為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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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要以實物為錨——《多難登臨錄》.三之二

張五常

2008年12月9日

拙作《鼓勵內供遠勝鼓勵內需》一文發表後,一些讀者問:內需不足,何來鼓勵內供了?問得不蠢(一笑),先略作解釋吧。

西方經濟學有一 個故老相傳的定律,大名鼎鼎,相當經典,稱為薩伊定律(Say’s Law)。這定律說: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在一個物品換物品的經濟下,這定律一定對;在以真金白銀作貨幣的情況下,這定律也對。然而,一旦用上紙幣,出現了 信貸膨脹與收縮的情況,這定律就不一定對了。有錯,但不是全錯,這定律今天可憐地被學者們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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